苏州肖特（德国肖特是以经营特种玻璃为主的一家知名跨国公司）公司的一位朋友对我说：他们的洋鬼子老总要求他们到全国各地和当地玻璃企业考察收集资料，以制定其公司在中国市场的10年发展目标和计划。他开玩笑说，谁知道10年后是什么样子，这个报告还真不好写。我说是啊，德国是个成熟的工业社会，法制秩序相对健全，市场也相对稳定，消费理性，在其国内，有些东西是可以预测的，再者德国人是一个重理性的民族，以思维严谨著称于世，是非常重视数据收集分析的。而中国的一些企业，两三年就从一个小作坊发展成一个集团公司的例子屡见不鲜，这些企业家们只要抓住了机遇，有时候凭经验灵光一闪，有胆识，可以迅速评估风险，敢于赌，一个大的项目便上马了，特别是在八、九十年代，他们把握了国内体制改革，市场开放的势头，这样就像滚雪球一样，对洋鬼子而言，按他们的理论真是无法解释。
中国13亿人的市场真是非常诱人，也吸引了一些冒险家前来掘金，哪怕他们对中国的理解并非那么深刻，所以刚开始一些外资企业在中国是吃了苦头的，中西文化的冲突让他们觉得不可理喻，深感茫然。然而他们也是聪明的，吸取教训搞起了本土化管理，玩起了“以中治中的”把戏，这才开始慢慢地尝到了些甜头。洋品牌开始充斥市场。
全球化进程不可阻挡，中国的企业也得和洋人做生意，和他们竞争，和他们合作。在如此快速的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深感我们的管理手段实在有太多的不足，便想到引进他们的先进管理手段和先进技术，然而这些所谓的先进管理理论是可以简单的移植的吗？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及“全盘西化”从“西学东渐”到现在一百多年了仍然是存有很多争议的。以儒家学说为主的中华文化其本质仍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现在的的中国农村普遍依然是一种小农经济，而西方文化是工业文化，中西文化的冲突实质上是农耕文化与工业文化的冲突，中华文化近乎是一种内向的，封闭的文化，却又极具凝聚力，同时又极具包容性，而西方文化却更注重实利，有一种扩张性，难道所谓的现代文明就等同于西方文明吗？我们不可否认在这个世界，西方的所谓现代文明占据了相当的优势，那么我们需要放弃我们固有的文化吗？这将使我们失去文化之根。
任何政治理论、管理理论都是有其物质基础的，也有其文化背景，西方的自由、民主有他们古希腊的渊源，基督教的影响、有三权分立的理论基础；美国人的实利，追求利益最大化，道义退居其次，有他们
前些年，学校里教的是马克思主义，现在引进了些西方与市场经济有关的部分，实质上现在中国在社会科学的研究领域是非常落后的，缺少大师级的人物，这和思想的禁锢，政治环境、社会客观条件有关，加上文革造成的断层，学术缺少延续和继承。一些学者教授们到国外走一着，回国后便向学生们讲国外的一套。很少有深入企业，深入社会基层做具体研究的，教科书里充满了洋人的名字，鲜见国人的名字。国人多少有些崇洋的心理，往往照搬那一套，很多企业，特别是制造加工型企业是吃了亏的。在企业管理方面，倒是有一些据说讲求实用的管理理论在外围很是吃香，比如那些商业化的企业咨询培训机构，他们往往让人觉得很中国化，很多是从中国的那些古籍经典里找些东西结合实际用现代语言加以阐述，比如《孙子兵法》《三十六计》《鬼谷子》等等，这些和《厚黑学》一样属于权谋之论，对市场运作和管理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深入浅出，哪些深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企业家们也容易接受，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比如远交近攻，合纵连横这些依然似乎主导着中国的外交策略。
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注重逻辑推理，更趋向于理性，外国人搞理论研究往往注重数字模型（定量），比如研究经济，往往喜欢预先设定一些条件，排除一些因素，然后在特定的模型下收集数据加以分析，得出结论。国人往往注重经验和感性（定性），经验的积累促成了感觉的敏锐，冥冥之中的预感似乎也很灵，却又觉得很模糊，说不清。西方人用大脑思考，中国人用心灵思考，这句话还是有些道理的。西医治病讲求对症下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许顾此失彼，即所谓的副作用了。中医是经验医学，讲究辩证，注重病人的整体体质，面面俱到，却往往顾虑太多，不敢下猛药，效率便低下了。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量化的管理方法其实是很管用的，收集数据，列举案例，利用图表分析归纳整理，用公式加以推算得出结论，往往很具针对性，可以找到问题所在，可以预测发展的势头，解决问题是需要人的，这是管理的核心便是人了，这便需要定性，需要有感知的敏锐，需要深知人的思想与心理。定性与定量如人之两臂，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样更能将理论和实际更好的联系起来。
很多企业管理者讲，美国人的那套不行，他们国民素质高，日本人的那套也不行，他们企业是终身聘用制，英国人的那套也不行，总得找到对我们行的那套吧。取长补短，好的东西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但是有时候他人之长未必可补自身之短。“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简单的移植是不行的，不妨采取嫁接的方法，任其激荡，冲突，然后融合，消化，便可以产生我们真正需要的、真正适合我们的东西，这便是创新了，体制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理论的创新。
没有那种模式是最好的，往往最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